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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创新|《纳税筹划的骨胳》(下)

冷星 / 2018-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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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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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99lilai利来娱乐。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在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筹划,就像没有“完美”税法一样。正是因为“不完美”税法的存在,所以才给纳税筹划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引子: 良知与科学的结合,纯粹的理想主义与彻底的现实主义高度完美的结合,这就是稻盛和夫的哲学与实学。 ——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岫云 书接上回,在当前税收环境下,能否举例说明,有哪些“跨界协同”工具能供我们纳税筹划时使用呢? 记得2017年读过陶国军老师的《税收筹划的是是非非》文章,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税务机关审查合理商业目的,其实是很重要的反避税规定,税收筹划合理是指符合经营常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不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看似简单的几句话,但很难把握,合法性有明确的规定,好判断好衡量,但合理性的掌握要熟知行业规律和行业标准,要符合经营性常规,要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不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客观的说,企业搞税收筹划目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税收收益,但是以获取税收收益的安排又是税法调整的对象,这看似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财税界的税务筹划专家们有看到这一点吗?您有勇气把您的税收筹划方案拿给税务机关审查吗?毫不客气的说,中国的税务机关单凭这一点(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就可以将所有的税收筹划方案打回原形。 必须承认的是,陶国军老师说的对! 的确对“合理商业目的”的认定对“不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的判定,是横在纳税筹划道路上的两头拦路虎,也可以说是伏在纳税筹划人员心头的两个“心魔”!正是这两两头拦路虎,让多少纳税筹划方案无功而返;也正是这两个“心魔”,让多少想从事纳税筹划的年轻朋友,对纳税筹划工作望而却步。但作为真正的纳税筹划工作者,我们就必须要正视这两个问题;而作为纳税筹划的代言人,我就必须解决这两个难题。 一、关于对“合理商业目的”的认定问题 这个问题,陶国军老师给出的回答是:“规避合理性风险要做到,把税收筹划融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中,融入到日常经营行为中,用市场行为来实现税收筹划的目标,把为了筹划而筹划的思路转变为为了商业经营而做的合理安排,从而规避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这条红线。” 当然,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认定“合理商业目的”的通路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与陶国军老师的思路是一致的,即纳税人要将税收利益融入到合理商业利益中去,将个性化的筹划方案融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去,要将超额税收利益融入到整个产业价值链中去。 所以解决 “合理商业目的”认定问题的核心,就两个字融合,也就是业界所说的“业税融合”。 在实现“融合”的过程中,我采用的“跨界协同”工具是——魏朱“商业模式”工具。 “商业模式”工具的内核就是重组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即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商业模式下,所产生的现金流和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这一点上“商业模式创新”理论与“纳税筹划创新”理论是高度的契合的。任何商业模式的执行都要在一系列具体的商业交易中才能得以实现,而将“基于获取税收利益的税收交易”融入到这些商业交易中,正是我们纳税筹划的主要工作内容。当然,在生态网络日益盛行、资源整合纵横交错的营商环境下,我们的纳税筹划研究也必须突破不同纳税人之间、不同业务之间的边界。 我借用“商业模式”设计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概念,推导出了纳税筹划的“纳税利益共同体”概念;我借用“商业模式”设计理论中的“可供交换的核心资源”概念,衍生出了纳税筹划的共享税资产概念,可实现通过共享税收资产将税收利益在纳税利益共同体中不同个体间流转,解决了在只有业务关系、没有资本纽带的网络生态下,协作各方实现一体化税收利益管理问题。 最终,通过对纳税筹划的创新,将“以获取税收收益为目的的税收安排”融入到“商业模式创新”活动中去,延伸到最广泛的纳税利益共同体的资源配置中去,并使之密切配合,并足以能让身份独立的旁观者,认为这种税收交易安排是纳税人商业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即是在一系列“必然”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二、关于对“不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的判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陶国军老师所做的回答是:“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这一条款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排除有人为因素在里面,这个时候也是考验企业的财务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沟通协调能力。” 但是这种办法对我这种沟通能力比较弱的纳税筹划人员就不太适用了,这时,我们得另辟蹊径! 现在,我们不防假设一下,纳税人有一项基于纳税筹划安排的交易活动,在这个交易完成之后,纳税人实现了“交易收益”。而这个“交易收益”是由“商业利益”和“税收收益”两块组成的。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个“交易收益”所包含的“商业利益”大于“税收收益”,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证明这项交易,是以“不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的交易呢?!所以解决“不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判定问题的难点,在于两个字“剥离”,也就是我们如何将“交易收益”中的“税收收益”与“商业利益”剥离出来。只有在剥离之后,我们才能判断“税收收益”与“商业利益”孰大孰小,而这项交易是否是“不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的交易就能不证自明了。 哇,正如陶国军老师在上面感叹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为了将交易利益准确地“剥离”,我采用的“跨界协同”工具是——阿米巴“经营会计”工具。 “经营会计”工具的优势在于能准确核算企业内部某个独立组织机构的净产值对整个企业的总产值所做的贡献。而我则以“经营会计”核算理论为基础,创设了专门用于核算纳税筹划活动的“纳税筹划会计”。加之,“商业模式”为纳税筹划核算提供了“税收资产”——资产类项目; “税收法规”为纳税筹划核算提供了“应交税金”——负债类项目; “反避税规则” 为纳税筹划核算提供了“税收收益”——权益类项目,这样描述纳税筹划活动的诸项会计要素也齐备了,会计平衡公式也就应运而生了,那 “纳税管理报表”也自然水到渠成了。这时,我们可利用“纳税筹划会计”准确核算一项基于纳税筹划安排的交易活动所产生的“税收收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将“税收收益”与“商业利益”从“交易利益”中准确地“剥离”出来了。 甚至,我们还可利用“纳税筹划会计”打通“纳税利益共同体”间不同纳税人的边界,编制“合并纳税管理报表”,将不同纳税人因利用“共享税收资产”所产生的“共享税收收益”,在不同纳税人之间进行准确分配……  由于我国的现行税收法规并未对“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进行明确或量化,所以现实的情况,也正如陶国军老师所说的“以获取税收收益为主要目的这一条款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排除有人为因素在里面”,但也正因这样,我们纳税筹划人员就更应该通过艰苦卓绝的筹划实践,对税法尚未明确的部分进行明确;用科学的核算与实证方法,对税法尚未量化的部分进行量化,学会用数字说话,并善于用数字沟通。 还是那句话,在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筹划,就像没有“完美”税法一样。正是因为“不完美”税法的存在,所以才给纳税筹划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同时,正是因为“不完美”税法的存在,所以才有我们纳税筹划人的执着前行…… 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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